大同市

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

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预期，会有资产通货膨胀，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资本外逃。我们的主要费用由MIT校友捐赠。

他的理由是，联想的成功对外部资本市场的依赖性非常大，联想的几次融资都借助香港资本市场完成。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它也在进行制度的演化。我在会上讲到负面的因素，一个中国官员就问我：小黄，你去美国多少年了——他管我叫小黄，那时根本就是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他用这种语言表示他显然对我的观念非常不以为然。如果他们做这些项目的话，一般收费在六十万美元。比如现在我跟两位MIT的同事在做一个研究，研究中国科技(0.275,0.00,0.00%)知识的生产，我花了一年时间，把中国科学家在海外科学期刊上发表的超过八十万份的文章收集起来，做了一个信息库。

他的第一本书拥有一个骇人听闻的名字：《出售中国》，讨论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真正含义。我当时怎么产生这种灵感？就是因为我可能比刚才说的那些中国官员更接触实际。发展转型一：从低成本时代转向高成本时代记者：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成本时代，你早在2005年就公开发出过预警。

在将来，中国经济发展是否与国人民生改善更加唇齿相依？魏杰：刚才说过，为什么我国的消费内需迟迟启动不起来，迫使我们实行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一大症结就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有问题。为此，不仅要加强政府管制的作用，而且要更加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使资源价格更能够反映市场稀缺程度，从而对资源高消耗的经济主体构成利益约束。记者：是否可以说，人们在公共产品享受上的免费程度越高，就表明民生状况越好？魏杰：是这样。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这些公共产品的投资，扩大公共产品的范围和提高其公益性程度。

魏杰在访谈中提出，将来要保持中国经济发展景气的长盛不衰，必须理性直面和推动发展模式四大转型，即应对高成本、启动消费、民富优先、去泡沫化。企业要从核心技术创新、非核心技术创新、资源性技术创新中，选择切合自身的技术创新路径，构建实验室经济，组建技术团队，筹措雄厚资金，深化体制改革。

生产性投资，其投资主体是企业。改善民生呼唤财政支出体制的转型，也就是从过去那种以生产性经营投资为中心的生产性财政，转向以公共产品投资为重点的公共性财政。魏杰：启动消费，包括启动收入性消费、信贷性消费、预期性消费等三种形式，涉及面广。我记得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我国就把转变增长方式与转变经济体制并列为两个转变，当时许多官员和学者都不理解二者怎么可能等量齐观。

诚然，投资与消费相比，见效快。与此同时，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也在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魏杰：不过，我们目前在启动内需中似乎更多地注重对投资的启动，对消费的启动力度显然较弱。美国之所以出现次贷危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美国经济体制没能解决好这一问题。

我国2007年的教训也应该记取。居民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公共消费，居民公共消费产品主要是指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

中央近年的宏观调控明确强调，要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要推进包括向居民免税、退税、提高个税起征点为内容的税制改革，推进让居民能享有国有资产收益为特点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有利于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金融体制和房地产体制改革。

不过，企业也不能将降低成本的希望都寄托在政府身上（有些社会成本如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各种社会保障基金是压不下来的），企业自身的信心和行动更重要。为什么中央早就看准的解决之道，却在执行中一直受到抵触呢? 关键还在于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GDP的增长依然是政绩主要标志，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依然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记者：在今后深化市场体制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特别谨防少数利益集团垄断社会财富，我们拒绝权贵市场经济，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全民众的市场经济。这一轮保增长，不是保原有传统模式下的增长，实质上也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勤疏导，就是推动灵活有序的流动性转移。魏杰认为，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已走到历史转折关口，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潜伏着一些风险与危机，中国式发展模式长期积累的深层次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集中凸显。

虽然我们提倡通过技术创新获得核心竞争力，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行业和企业都能进行技术创新，如某些传统工艺品制造业、各类服务业、玩具制造业等，这些企业主要应靠产品设计、品牌创造、销售创新、服务增值等非生产环节增值模式的调整来获得收益。国家在再分配过程中，对居民之间的收入状况调整的力度也不大，再加之腐败和垄断，形成了收入差距过大的状态，中等收入者在社会阶层中所占的比例太小。

记者：扩大消费内需，喊了多年，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说明消费启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要比投资启动大得多。记者：为什么会提前不期而至？有哪些表现和信号？魏杰：自2005年下半年开始，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升，资源瓶颈明显暴露出来。

新中国6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举世公认，到2008年我国GDP已达到30万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三。在2007年年初，我们本应该有效稳定资产价格，但是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使股价和房价都冲到了不应有的高度，而仅仅只是将GPI和PPI作为主要防范目标，这实际是放任了资产价格上涨而调控了实体经济。

发展转型二：从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转向消费内驱型记者：作为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出口在前些年一直风光无限，近两年为什么愈来愈遭诟病？魏杰：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逐渐走上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道路，到2007年，出口对ＧＤＰ的贡献已接近40％。魏杰：必须以民为本，而不是以政府为本。同时，居民个人消费和居民公共消费的支出比例，也是评价民生状况的重要指标。记者：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有什么警示？魏杰：我想特别指出一条，应该在激发市场经济活力中有效解决贪婪无约束和信息不对称。

因此，我们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限制国家权力体系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它是建立在应有责任基础上的。

第二次挑战——高成本时代的挑战，将比原来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的挑战还要厉害，影响还要深远。但是，改革的难度再大，也必须克服困难启动消费，真正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消费内驱型。

巧隔断，就是设计有效的外部冲击应对措施。即使没有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本身也会出问题，只不过是时间和程度不同而已

民企一开始便处于市场与政策的夹缝之中，市场嗅觉极其灵敏。在改革的推动下，国企虽然有一些改变，但其思维管理乃至运营模式仍不乏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相比之下，民企一开始便处于市场与政策的夹缝之中，市场嗅觉极其灵敏。只是不知，那些吃惯了政策饭的国企掌门人是否对民企二代掌门人登门虚心求教会有所启发，进而躬身于民企，谦虚讨教民企的市场竞争宝典。

众所周知，国企普遍存在高成本低产出现象，企业内部人际关系勾心斗角，内耗严重习以为常。结果媒体披露，被裁减的是那些薪资成本最低，工作量较大的一线员工，而人浮于事，机构臃仲的现象几乎没有变化。

总量上看似航空母舰辈出，实际往往只是通过政策性的资产重组，凭借外力支撑起的庞然大物。记得此轮金融危机冲击国内经济的前夜，王石、马云等纷纷发布企业过冬令，早作打算，反倒是国企很难见到这样的冷静之举。

来源：中国青年报 进入专题： 国企 民企 。以德力西正泰飞策等生产的温州电器产品，已创造了连助神五神六神七飞天的辉煌业绩。